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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‘中国啊中国，你怎么不强大起来！’

　　他全身发起抖来，他的眼泪又快滚下来了。”

　　知耻近乎勇。在这种民族歧视面前，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国留学的青年虽大多数去了日本，回国后却有众多成了宣传革命和组织抗日的先锋。例如最早组织成立中国共产党的“南陈(独秀)北李(大钊)”，也都是归国的留日学生。

　　清朝灭亡后，日本当局出于分裂中国的野心，以其“历史地理学家”进行所谓考证后又扬言，“支那本部”只有长城以南的十八省，“满蒙”、“回部”(新疆)和西藏都不在其范围之内，那些光头军阀们炮制伪“满洲国”和伪“蒙疆自治政府”恰恰以此为根据。在当时日本的称呼中，“支那人”又只限于关内的中国人，对关外的中国人则绝不以此相呼，而称为“满洲人”、“蒙古人”等。1931年日军侵占全东北并随即建立伪满政权后，为泯灭当地居民的中华民族意识，对敢于自称“中国人”的民众轻则打耳光、重则抓捕，强令他们必须自称是“满洲国人”。在近年国内有些描写伪满时期的电视剧中，出场的日本侵略者还训戒居民“你们中国人”如何如何，这一听便知是编导者不了解伪满时的社会状况。

　　日本社会上以贬斥“支那人”为重要标志的侮华、蔑华风潮，在以卢沟桥事变为发端的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发展到顶点。当时日本政府并没有对华宣战，只称这是一次“膺惩暴支”的“事变”，不承认也不遵守任何国际间的战争法规。此时一些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称呼“支那”尤嫌不足，又称中国人为“强克猡”(“猪猡”之意，由“豚尾奴”发展而来)。受这种辱华情绪煽动的日本军人，自然会放手对中国和平居民实行大屠杀。1950年代在抚顺战犯管理悔过的日本战犯通过反省，追思为什么犯罪的原因时都说：“那时我们根本没有把中国人当成人，感到如同屠宰猪羊一样……”

　　中国成为胜利者才迫使战败者改口

　　1945年8月15日，中国人民迎来了洗刷对日国耻的一天，各地的日本人则大都如丧考妣地集合收听了接受《波茨坦宣言》(即要求其投降)的“御音”。中华儿女以3500万人伤亡(其中死亡2000多万人)的代价赢得胜利，同时也使“支那”这一辱华之称走向了终结。

　　日本自战败起，其新闻报道开始改变了“重庆政权”、“支那军”一类传统称呼，出现了“中国政府”、“中国军队”的正式称号。战后中国派驻日本的军事代表团到达东京后，发现某些媒体中仍出现“支那”一词，马上以战胜国身份要求盟国占领军禁止，美国占领当局就此向日本政府发出命令。1946年6月6日，日本外务省向各新闻出版单位发出《关于避免支那称呼事宜》的通知称：“往昔通常使用‘支那’二字作为中华民国之国名，今日应改用中国等称号。查‘支那’之称素为中华民国所极度厌恶者。鉴于战后该国代表曾多次正式及非正式要求停止使用该词，故今后不必细问根由，一律不得使用该国所憎恶之名称。”